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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随笔
蒙田的生平 米舍勒·爱冈·德·蒙田（1533——1592），生于波尔多附近的佩里戈尔，蒙田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的后裔，父亲则是法国波尔多附近的一个小贵族，他在意大利当过兵，吸收了一些新颖的教育思想。当时的贵族不看重学问，以从戎为天职，所以后来蒙田常常说他不是学者。他们一家人都是天主教的教生徒，蒙田一生都坚持天主教的信仰。 1535—1539年蒙田被送到农村家庭寄养，以农民夫妇为教父母，并由只说拉丁文的老师教导，因此以拉丁文为母语。 1546年蒙田毕业于波尔多的居耶纳中学。之后又进入吉耶讷学院学希腊文、法文、修辞术，还开始学习法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思考。他读古希腊、罗马作品时不断写心得，作笔记，为他后来的《散文集》打下基础。为了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后来蒙田到图卢兹专修法律。 1554年学业结束后的蒙田被任命为佩里格间接税最高法院的推事。 1557年又进入波尔多最高法院工作。 1558年蒙田结识拉博埃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博埃蒂西对蒙田后来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1559年蒙田陪同弗朗索瓦二世国王巡视巴黎。 1561年蒙田被波尔多最高法院派往巴黎，以解决居耶纳省的宗教叛乱，历时一年半。 1562年蒙田在巴黎最高法院宣誓效忠天主教。 1563年由于拉博埃西的离世，蒙田大受打击，情绪极为低落。 1565年7月，蒙田与波尔多市议员的女儿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结婚。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所生育的儿女大多夭折，只有一女长成。 1568年其父亲逝世，蒙田继承他的封号、领地与家业，成为一家之主。 1569年蒙田在巴黎出版雷蒙·塞邦的《自然神学》的译本。 1570年厌倦了政治与官场的蒙田卖掉了自己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的官职，前往巴黎为他的挚友拉博埃西出版生前留下的拉丁语诗、法语诗和一些翻译作品。 1571年，三十八岁的蒙田回到故居，一头扎进圆塔三楼上的藏书室，过着隐居的生活。虽然蒙田把自己的退隐看作是暮年的开始，是从所谓“死得其所之艺术”的哲理中得到启示的。但是后人看来，他退隐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逃避社会。他崇尚自由，赞美静谧与闲暇，向往优游恬适的生活，不过他的隐居生活却是积极的，除了埋头做学问以外，他还积极从事写作。 蒙田自1572年开始，直至他逝世的1592年，在长达20年的岁月中，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写他的随笔。他以对人生的特殊敏锐力，记录了自己在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历程，为后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572年他开始撰写《随笔集》。 1572—1574年国王决心平息宗教叛乱，派出三支军队向新教徒进军。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蒙田同居耶纳省的天主教绅士们加入其中一支军队，参加了这次国内战争。 1577年蒙田被纳瓦尔国王封为侍臣。 1578年蒙田患肾结石症，从此病痛与他相随，直至终生。 1579年《随笔集》第一卷编完。开始撰写第二卷。 1580年至1581年游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地。回国后出任波尔多市长直至1585年，并继续增修《尝试集》。 1587年重回旧居续写他的随笔。 1588年《随笔集》一、二、三卷的第四版问世。一、二卷共增加了六百处。是年，蒙田认识德·古内小姐。出于她对蒙田本人和他的著作深表敬佩，蒙田对这位颇有才学的年轻的女士也很是喜欢，从此双方开始往来，蒙田把德·古内小姐认做了自己的“干女儿”。 1589—1592蒙田为《随笔集》新版作准备。这次新版增加了一千多处，其中四分之一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爱好、习惯和思想。其实从他开始写《随笔集》的二十年来，他的书越来越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生活和坦白胸怀的色彩。后人评价：蒙田写作《随笔集》是在向世人暴露自己的思想，他在写书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1590年蒙田写给亨利四世一封文笔优美的信，这是他政治生命的遗嘱。 1592年9月13日，蒙田病逝于蒙田堡。留下一本用来出第五版的《随笔集》手稿。 1595年德·古内小姐将蒙田留下的《随笔集》新版整理出版。 蒙田的著作 《随笔集》 这部文集是很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构成的，每篇有一个题目，讨论一个独立问题，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联系。他生活优裕，对当时法国激烈的阶级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同时，动乱的时代又使他深感个人生活受到威胁，产生了怀疑论的思想。在《散文集》中最著名的一篇《为雷蒙·德·塞崩德辩护》里，他说人是渺小的，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在于人能够思考。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有分歧意见，有矛盾。人人都自以为掌握真理，别人总是错误的，于是产生争论，甚至导致战争。其实，几百年来，人类追求真理，其结果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他教人不要说：“我懂得，”要说：“我懂得什么呢?”他这种情绪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文主义者的精神状态，他们对旧的信要失去信心，而对新的事物又缺乏高度热情。蒙田怀疑，但不否定一切。他认为生活是真实的，应当尽量享受它。享受生活首先要精神自由，心情恬静，不让习惯、偏见等束缚自己的思想，不让贪婪、吝啬等欲念扰乱自己的心情。 《有血有肉的语言》 本书的内容包括第一部分、论不同的方法可以收同样的效果、论悲哀、论灵魂缺乏真正对象时把情感寄托在假定对象上、论闲逸、论说诳、论辩才的急慢、论预兆、论善恶之辩大抵系于我们的意识、论恐怖、论死后才能断定我们的幸福、论哲学即是学死、论想像的力量、论隐逸、论教育、论凭我们的见识来评定真假之狂妄、论友谊、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第二部分、热爱生命、易变无常、要生活得写意。 多少回我成非我、病重、死之经验、友谊的奥秘、我的书房、我当市长、介入抑或弃权、描绘人、人体之重要、人之常规、丑恶的灵魂、守旧表现其外，自由思想其中、自命不凡的虚妄、众师之师等内容。 《善待生活》 《善待生活》融书本知识的生活经验于一体，行文旁征博引，汪洋瓷肆，语言平易流畅、形象生动。凭借这部著作，蒙田同拉伯雷一道，奠定了把法语确立为文学语言的基础，并影响了帕斯卡、拉罗什福科、卢梭、孟德斯鸠、圣伯夫、勒内、法朗士等一大批文人。莎士比亚也不时从《善待生活》中找到灵感。蒙田以博学著称，《善等生活》包罗万象，无所不谈，成为当时各种知识的荟萃。奥地利文化史学家弗里得尔认为蒙田似乎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能理解，同时对什么都报以微笑。 《善待生活》已成为了蒙田广博思想的文字证明，它犹如“生活的哲学”在反映蒙田深刻“自我”的同时，也反映导后来人去更好的生活。 《我不愿树立雕像》 蒙田在书中写到：“我不是树立雕像，将其安置在市中心的十字街头，教学之内，或是广场之中……我不想夸张其辞，空话连篇，只愿促膝相叙，娓娓交谈。”蒙田对灵魂、辨才、生死、善恶、平等、狂妄等话题平和细论，读者看到的将是一位谦逊者的精神告白。 蒙田的智慧 在十六世纪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蒙田那样受到现代人的崇敬和接受。他是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是一位人类感情冷峻的观察家，亦是对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他的文章揭示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哲学家。他的文章没有通常所见的哲学术语，他笔下的人物事件，都是可感可知的事情，而且写得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在书中，他对事物的探讨堪称执著，没有半点疏忽。他对任何事物也从不轻下定论，总要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去探讨，力图把它看得更明白，更加透彻。 蒙田在他生活的时代已成大名，但他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过很大的争议。一些著名作家，如卢梭等人指责他的作品充满了“可憎的虚荣心”“表面的真诚”，但他却受到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推崇，他们赞扬他的作品反映作者“明哲善辩”“精于心理分析”，他的“文风简朴流畅，朗朗上口”。经过四百余年的考验，历史证明了蒙田与培根、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一样，是一位不朽的人物，他的随笔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世上同类体裁中绝无仅有的”。 论经验 没有什么渴求比求知更合理。我们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接近它，当理性推理不足时，我们便运用经验。经验是一种比较愚钝的方法，当然它来得也简单。但是真理是如此伟大，因此我们不能轻视每一条通向它的道路。理性有如此多的形式，以致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们的经验也有不少形式，我们从事件的相互对比中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事情永远不可能相同。在事物形象中没有什么普遍共同的性质，它们都具有分散性和多样性。 事情与面貌既不会和其他事情的面貌完全相同，也不可能与之完全不同。自然的造化可谓巧夺天工，倘若我们的相貌毫无相同之处，那就会人兽不分；倘若我们的相貌完全相同，人与人就无法辨别。所有事物都靠某种相似性而互相依存，所有范例都不是完善的，而从经验中得出的东西则永远存在缺陷。 蒙田认为，无论我们从经验中获得什么成果，如果我们不善于利用自身熟悉而且足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经验，外来的经验就很难对我们的制度有所增益。 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善于学习，从以往事件中汲取经验便足以使自我变得更聪明。如果谁能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极端愤怒，以及狂热是如何主宰自己的，那么他就能比亚里士多德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情绪的丑恶，也能更好地排斥这种情绪。如果谁能记得曾经受到过的伤害，以及使他们情绪发生变化的微妙的原因，那他就能为未来的变化和自己的处境作好思想准备。 人应当谦虚，服从规定，表达主张时冷静而有节制，对咄咄逼人的狂妄自大敬而远之。这种狂妄使人只相信自己，是纪律和真理的大敌。听听某些人发号施令吧，他们首先提出的建议就是按规格建立宗教和法律。亚里斯塔库尔斯说过，古代世界上只有七位圣人，而在他的时代，世界上只有七个蠢人，现在，难道我们不比他们更有理由这样说吗？肯定和固执是缺乏智慧的表现，那些蠢人每天都会一百次地摔倒在地上，而他们神气活现的样子竟然和过去一样，坚决而自信。 论忧伤 世人老爱将忧伤挂在嘴边，不仅如此，还总要给它饰以诸如智慧、道德和良心之类的华丽外衣。这样的行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意大利人称忧伤为邪恶，这样的言论实在是太精彩了。因为忧伤从来就是一种有害的品质，总是和空虚、懒惰、懦弱卑小搅在一起，因此，斯多葛派哲人对它特别禁忌。 噩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然而至，刹那间摧毁我们所有的感觉神经，所谓大悲不言痛，即是此种状态。然而，巨大的悲痛终于将泪水挤压出来的时候，它多少会洗去一些哀愁，像化脓一样带走烂掉的伤痛。 蒙田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布达战场上（弗迪南与匈牙利国王约翰的遗孀之战），一匹战马驮着一具尸体格外引人注目地奔驰而来。死者生前英勇善战，表现非凡，深得众人敬仰。当死者的盔甲被解开时，在场的战士个个泪流满面，惟独德军统帅雷萨利亚克毫无表情。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死者，像石头人一样，接着砰然倒在地上。原来死者是他的儿子。 他认为，不管是喜是悲，只要情感冲动超出常态，人就会变得疯狂无度、不由自主。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人，眼见好端端的，陡然间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茫然无措。可以体会且能承受的感情，都是寻常之情。 意外的惊喜也常常如此。 康比译曾问鲁萨梅尼：“有人为什么不为儿女的不幸而悲，倒是为朋友的不幸大悲？”答曰：“丧友之痛，痛于言表；丧亲之痛，无法可表。” 是啊，过分的忧伤总是让人丧失理智。因此，我们怎能不多用理性来强化自己呢？！ 论闲逸 蒙田说，我们看见的旷地，倘若土地肥沃，那它必定丛生着各种叫不上名的野草。想要好好利用它，便需把它清理及散播好的种子。正如我们看见的妇人，如果任她们自己，只能产生不成形的肉块。必定施以良种，然后才能得到自然的好的后嗣。心灵亦然，倘若没有一定的主意占据着它，把它的范围约束住，它必定无目标地到处漂流于幻想的空泛境域里。 他认为，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因此，俗语说得好，无所不在等于无所在。 读书能明智，能获得乐趣。但是，倘若读得过度，变成书呆子，便只剩兴味索然了。此外，可能还会损害身体，而快乐和健康却是我们最宝贵的，倘若结果竟弄到有损身心的地步，那么我们就抛开书本吧。 有人认为，从书上所得的弥补不了所失的，这样的观点蒙田是很支持的。 对书本的选择，当选有趣而且易读的。因为此类书籍能调剂我们的精神，给我们带来慰藉。此外还可以选择那些能教导我们处理好生死问题的书籍。至于那些艰深难懂的学科，我们不选也罢，留给那些所谓的专家们去探讨吧。 我们务须全力抓紧去享受生活的乐趣，消逝的岁月正将我们恋眷的欢乐逐一夺走。 尽情享乐吧，我们只此一生。 明天你只留下余灰， 化作幽灵，一切归于乌有。 论友谊 人类钟情于交往超过任何其它活动，这或许是本能赋予我们的。亚里士多德曾说，最好的法官把友谊看得比正义还重要。友谊各种各样，通常由欲望、利益、公众或私人的需要建立和维系。因此越是掺杂着其他的动机、目的和利益的友谊，就越难有其美好和真诚的东西，也就越无友谊可言了。 从古到今，友谊有四种：血缘的、社交的、礼仪的和男女爱情的，不论是单独的或是联合在一起的都不是在此要谈的完善的友谊。 我们通常所说的朋友和友谊是由心灵相通的机遇相联结的频繁交往与亲密无间。 蒙田认为，千万不要把普通的友谊和这里所提的友谊相提并论，倘若将两者混为一谈，便会很容易出错。对于一般的友谊，人们就像提着智慧的绳索小心翼翼地前进，绳索须小心地呵护才不至于出现可能的断裂。“爱他，就要想到有一天你会恨他；恨他时又要想到你可能会再次爱他。”奇隆这样说道。这一规则对崇高的友谊而言是极其令人厌恶的，可对于普通的友谊来说，却是非常必要且有益的。对于后者我们必须用上亚里士多德常说的一句话：“哦，我的朋友们，世上并没有一个是朋友。” 蒙田说：“一个人能够一分为二已经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了，那些想把自己一分为三的人真的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东西都不会是相同的。” 古人米南德也认为，只需遇见朋友的影子便算是幸福的了。 论勇敢 蒙田认为，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有时候会有一种智慧和一种情感或者是一种果敢精神出乎意料地涌现出来，此种品质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 人，无所不能，有时甚至超过了神。正像某人说的，此时人已进入无我的状态，超越出他那原始的状态。这个时候，人的低能和脆弱被上帝的力量和坚定所替代，只不过，这仅仅是一种间歇性的偶然。 纵观昔日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的一生中，时而爆发出超自然的壮举，这种英雄壮举，远远超出了凡人的自然力量。但是，这也仅仅是时而爆发，并非时时发生。 毋庸置疑，此种超自然的力量会在人的身上扎下根来，且成为人的自然状态，在寻常的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人，虽然有诸多缺陷，却什么事情都能做到，但是，偏偏就做不到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因此，哲人贤士说，要想正确判断一个人，不可只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平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 蒙田认为，人的行为，有时受命运的影响。命运这个问题总会随时出现，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命运使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命运的支配。我们一向认为：“因为上帝预见到所有要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毫无疑问，上帝预见的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的老师说：“我们看见的事情，上帝早就看见了，事情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强迫做出来的。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们便看见了，而事情不会因为我们看见了才发生。也就是说，事情的发生使我们看见了这件事情，事情若不发生，我们便看不见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了的事情，也就是发生了的事情，但是，一件事情可能以这种形式发生，也可能以那种形式发生。上帝对万事万物都一目了然，在上帝的一览表中，写着有意识的事件和无意识的事件，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余地，他知道，我们没有看见某事的发生，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而是因为我们不想看见。” 战场上，很多指挥官用命运决定一切这种观点去激励他们的士兵：人在何时死，早已由命运决定，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敌人的枪炮或自身的勇敢而缩短，也不会因为胆小怕死而延长。这话挂在嘴边说说倒也不难，而要让它深入人心，就不容易了。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那些坚信我们信仰的人，也多是把他的慷慨陈词挂在嘴边，很少放在心上。这样的话用来训导别人可以讲得振振有词，而自己却不会怎么去理会它。 论习惯 蒙田说：“习惯在我们思想上一无阻拦，从它给我们的奇特印象中可以更好地看出它的效果。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观点和信仰，还有什么看法比习惯灌输的看法更离奇，更怪诞的吗？”。西塞罗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观察和探索大自然，却要求被习惯一叶障目的人为真理提供证据，这样做难道不惭愧吗？” 奇迹的存在并不是出于大自然的状态，而是因为我们对大自然所知甚少，习惯使我们的判断力驽钝不敏。蛮人于我们一点也不比我们于他们更怪诞，也没有理由更怪诞。 总之，习惯无所不做，无所不能。 在蒙田看来，习惯的最主要效果就是攫住和蚕食我们，一旦进入我们身上，就把我们紧紧抓住，并且深深扎根，为它的法令说理和争辩。的确，从我们出生后吃奶时起就有吮吸习惯了，我们首次看到的世界就是这般面孔，我们似乎生来就为了照习惯办事。那些在我们周围颇有市场、被我们祖辈注入我们心灵的成见，似乎是普遍而自然的思想。 不符合习惯就认为不符合理性这是极不合理的。如果人人都像我们那样研究自己，听到一句正确的格言，就立即看一看它在哪个方面适合自己，那他就会发现，这句格言与其说是机智诙谐的话，不如说是对成见的猛烈鞭挞。然而，人们接受警句和箴言似是为了告诫人民，而不是劝告自己，因此不是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习惯，而仅仅是装进记忆中，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和绝对无用的。 有的人因循本国的旧习陈规，还有的人则致力于引导和改变习俗，两者之间相差甚远。因循守旧者以平淡、服从和为人师表作借口，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不可能有恶意，最多也只是不幸。“在经过千锤百炼而保存下来的光辉古文化面前，谁能无动于衷？” 论良心 在蒙田看来，良心的力量很奇妙！良心使我们背叛，使我们控诉，使我们战斗。在没有外界证人的情况下，良心会追逐我们，反对我们。 尤维纳利斯说：良心就像用一根无形的鞭子，在随时随地抽打我们，充当我们的刽子手。 柏拉图认为，惩罚紧紧跟在罪恶的后面。希西厄德说惩罚是与罪恶同时开始的。谁在等待惩罚，就在受惩罚；谁该受惩罚，就在等待惩罚。恶意给心怀恶意的人带来痛苦。 做坏事的人最受做坏事的苦！犹如蜂刺伤了人，但是自己受害更深，因为它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刺和力量。 维吉尔对此的描述是：它们在伤人的同时失去了生命。 由于自然界的矛盾对立规律，斑螫身上分泌一种自身毒液的解毒素。人同样如此，即使人在作恶时感到乐趣，良心上却会适得其反，产生一种憎恶感，引起许多痛苦和联想，不论睡时醒时都在折磨着自己。 良心可使我们恐惧，也可使我们坚定和自信。一个人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经过许多险阻而步伐始终不乱，就是因为对自己的意图深有了解，自己的计划光明正大。 奥维德说：“人的内心充满恐惧还是希望，全凭良心的判断。” 有许多被希腊和罗马称为野蛮的国家，在这方面却不及希腊和罗马野蛮，它们认为折磨和杀害一个对其错误还只是心存怀疑的人，是可怕的残酷行为。你不想无缘无故地杀他，对他做的事却比杀他还糟，你没有不公正吗？事情就是如此：多少次他宁愿无缘无故地死去，也不愿接受审讯，这种审讯往往比死刑还痛苦，这等于在执行死刑以前已把人处决了。 论发怒 在蒙田看来，发怒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在发怒时做出的决定、判断往往都是错误的。对于因发怒而错判的法官，谁都会毫不犹豫地对他处以极刑。那么，为什么就允许家长和教师在发火时鞭打和惩罚孩子呢？这哪里是惩罚，简直是无耻！我们能容忍医生对他的病人发火吗？ 为此，蒙田提出当我们发火时，决不能责打对方。正确的做法，便是在心头火起、心跳加速时，先把事情放一下，等心平气静下来后，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冲动的时候，是情绪在指挥、在说话，而不是我们自己。 带着情绪去看问题，问题往往会无端放大，芝麻也能变绿豆，这跟雾里看物是一个道理。真实的情景比较模糊，饥饿的人，用肉来充饥。可是，想使用惩罚手段的人，不应该渴望惩罚。 谨慎而有分量的惩罚，受罚者更乐意接受，效果也更好。相反，如果惩罚来自一个狂怒的人，受罚一方会认为他的惩罚不公正。为给自己辩护，他会列举主人失当的举止：动作粗暴、脸色发红、口吐粗话、烦躁不安、莽撞轻率。 在这里，蒙田还强调，掩饰愤怒，就是把愤怒吸入体内。正如第欧根尼对狄摩西尼所说的——后者因怕被发现呆在一个洞穴内，就拼命往里缩：“你越往里缩，就陷得越深。” 不过，在此还要忠告一下那些有权发脾气的人注意两件事：其一，发怒要有分寸，不要不顾一切乱发泄，免得影响效果和分量。若让不经思考的大声斥责成为家常便饭，人们对此就会如同秋风过耳，听而不闻。其二，发怒时不要漫无目标，对谁抱怨，就要让谁听见。因为他们惯于在被斥责者尚未在场时就开始责骂，等他们走了一个世纪了，还在那里大声叫骂。 发怒时，尽可能地激烈，也尽可能地短促，尽量少喧闹，且要速战速决，言词激烈，但不晕头转向。一个人，一旦被愤怒抓获，不管理由多么微小，都会大发雷霆。因此，找同那些有权和你争论的人商量说：“当您感觉到我先激动了，不管有没有道理，让我发泄出来，我对您也将如此。”只有在你怒我也怒、双方比赛着发怒时，才会形成暴风雨般的狂怒。让各自的怒气尽情发泄，就能太平无事，这办法很有用，但做起来非常困难。一个人随着年事的增高，脾气就会越加暴躁。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有时，愤怒可作勇敢的武器，这似乎不无道理。然而，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风趣地反驳说，那是一种有新的用途的武器。我们摆弄其他武器，而这个武器摆弄我们，我们的手不指挥它，而是它指挥我们，它把我们握在手中，而不是我们把它握在手中。 论功利和诚实 在蒙田看来，摇摆不定是一种懦弱和缺乏主见的行为。以游说斡旋为业者往往掩盖自己的见解，表现或假装得极其折衷，似乎他们的看法与别人十分相近。而诚实、忠诚的人则拿出旗帜鲜明的观点和其独有的行事方式，此类人在谈判时宁可有负于谈判，也绝不允许愧对自己的良心。 诚实、忠诚的人用一种坦率的待人接物方式，使其很容易便深入人心，取得信任。纯朴与真诚在任何时代总是合时宜的。而且，辛勤工作而毫不为私利者的心直口快不易遭人疑心和讨厌，他们用得上伊佩里德回答雅典人怪他说话粗暴尖锐时说的那句话：“先生们，不要计较我的直言不讳，而应该考虑我这样做是否为一己私利，是否把事情办得更好。” 诚实、忠诚的人的爽直的言谈以其气势使别人从不怀疑他隐瞒了什么。该说的话，不管多么难以接受，多么尖锐辛辣，对于此类人都会说，当事人不在场，他也不会说得更难听。他的坦率有一种单纯而漫不经意的表现形式。他做事时只想到做，并不考虑长远的后果及计划，每个行动有其独立的作用，能有所成他便会很有成就感！ 人们无法根据一个行为的功利来证明它是光明磊落的、高尚的。亦很难这样定义：只要一个行为是有用的，它便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每个人都必须去做。 我们不应将个人利益和欲望所滋生的尖酸刻毒称作责任感，也不应把背信弃义、阴险狡猾的行为称作勇敢。有些人把自己邪恶和凶暴的天性美其名曰热心，其实他们热心的不是事业，而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即便置身于敌对的人们之中也并不妨碍我们光明正大地、恰如其分地行事。但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你处理问题绝不能一视同仁、不懂变通。你至少要有节制、讲分寸，这样你就不会过分依赖一方以致对他有求必应；同时你应该满足于对方对你的适度恩宠，做到在混水中游走，却又不是混水摸鱼。 论后悔 蒙田认为，没有不伤害人的罪恶，举凡受公众评论指责的行为皆包含有罪恶的因素，当然，被人误解除外。罪恶是那么明显的丑陋和可憎，所以那些认为罪恶主要来源于愚蠢和蒙昧的人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很难想象有人明知道是罪恶而不憎恨它。 恶意大多分泌出毒液，并且被自身分泌的毒液腐蚀；而罪恶却在心灵上留下悔恨，这悔恨如同身体里的一块溃疡，不断绽破和流血。 理智能化解其它的烦愁和苦痛，但却衍生出悔恨，悔恨比其它烦愁和痛苦更沉重，因为它发自内心，正如人在发烧时感觉的冷和热要比外界天气的冷和热更难受。罪恶不仅是理性和自然所谴责的，还包括公众舆论铸成的，因为即使舆论是没有根据和谬误的，但只要得到法律和习俗的认可，受舆论谴责的行为便构成了罪恶。 同样的，任何一种善行都会使心地高尚的人感到高兴。当然，做了好事的人自己内心也会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问心无愧时会感到一种圣洁的自豪。邪恶而胆大的灵魂也许能感到有恃无恐，但是那种怡然自得、称心如意的感觉，它是永远体验不到的。 心灵高尚的人有时因受到某种外界的刺激会干出坏事，同样，心灵邪恶的人有时受某种外界的刺激亦能做好事。所以评价一个人时，至少应处于稳定的状态或把他放到家庭生活的环境中来评价他。 当事情已经过去，不管是好是坏，你可以总结经验，但最好别后悔你所做的事。因为，过去了的事已进入宇宙的流程，进入斯多葛思想的因果循环，你的愿望、想象不能变动其分毫。万物的整个秩序，过去和未来，都不会颠倒。 论看待事物的方法 古希腊有条格言说：“人通常被看待事物的方法困扰，而并非事物本身。”对此，蒙田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假如大家都能不折不扣地把这句话当成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就可得以缓解。”在他看来，如果只是由于我们的判断，坏事才进入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嗤之以鼻，或者把它们变为好事。倘若世间万物让我们支配，为什么我们不能加以利用，使之适应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所谓的烦恼和痛苦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而来自我们的想象给予的特性，那么我们自己就能改变这种特性。 倘若我们所担忧的事物可以自行在我们身上安营扎寨，那他们也会在别人那里安家落户。因为所有的人都属同一类，都具备相同的想象和判断工具。但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形形色色，这清楚地表明：事物进入我们的世界时已被我们的想法同化。偶尔有人接受了事物的真正状态，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为它们想象出一个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 痛苦是人生存于世的最大不幸，这是很自然的。然而，我们即使不能消除痛苦，至少也可以耐心忍受，以求减轻，即使身体疼痛难熬，我们的心灵和理性仍能做到坚强不屈。 贫穷与富有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看法。财富、光荣也不像拥有者所说的那样美好和快乐，是好是坏全凭自己的感觉。对自己满意的人才会高兴，而不取决于别人是不是对你满意，只有这样，看法才真实可靠。 财富本身与我们既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它只给我们提供物质和种子。而我们的心灵比它更强大，是幸福或不幸的惟一缘由和主宰，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和使用财富。 勤劳对于懒汉如同戒酒对于酒鬼一样是一种折磨。同样，俭朴对于纵欲者是苦刑，锻炼对于体弱多病和游手好闲者是体罚。其他事物也一样，事物本身并无痛苦也无艰难可言，全由人类的脆弱和无能所引起。要判断事物是否伟大和高尚，就得有伟大和高尚的心灵，否则，就会把我们自己的缺点说成是事物的。一支笔直的桨在水中似乎是弯曲的。重要的是不但要看到事物，而且要有看待事物的方法。 论死亡 蒙田说：“死亡，是人生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人死去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自己也有那么一天，或者说离死还很遥远。即便是死到临头了，亦不愿相信这便是自己停留人世的最后时刻。我们会一厢情愿地以为，那是不可能的。” 谁都怀念过过去的好时光，谁都抱怨过今日的伤痛，谁都有过将自己的错误和不幸归咎于外部环境和别人的往昔。 我们总是想尽办法让事事遂己心愿，总以为自己天下第一，如此重中之重的人物，不会轻易就死去。好像是天上的日月星辰，永远不会消逝。 我们越是这样深思，便会越发以为自己举足轻重非同小可。判断一个人是否勇敢坚定，看他身临险境时是否意识到自己确实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他意识不到危险而死于险境，就不能说他是勇于献身；如果他明知必死无疑而不避死，那可另当别论。 其实，一个人在身体健康、心平气和的时候，做出自杀的决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时心血来潮，想入非非，设想自己如何死得顺心一点，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例如埃拉加巴卢斯，这个全世界最阴阳怪气的人，活着的时候荒淫糜烂，到了非死不可的那一天，死也想死得精美绝伦，才不至于辜负他人生一世。为此，他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塔楼，塔面和塔底都覆盖着饰有纯金和宝石的厚木板，准备临死之前从这里跳下；他还备下了用金丝和红绸编织的绳索，到时勒死自己；他另外又打造了一把金剑，打算自刎；他把毒药盛进绿宝石和黄玉制作的容器里，准备服毒等等，为自己设想了一系列的自杀途径。 然而，像这种优柔寡断的人，把自杀的途径考虑得那么周到，真到了要自杀的那一天，他又会觉得这些方法都不理想，必须想好更理想的才能动手。但是，那些决心更大的自杀者，也要看那一击是否一举成仁，使他没有时间去感悟最后的生命。若是他感悟到生命渐渐地消失，灵魂悄然离开肉体，他是否会后悔，他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朝着这条绝路走下去，那就不得而知了。 论自我衡量 蒙田认为，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病，世间万物中最为不幸、最为虚弱最为自负的便是人。他看到自己落在蛮荒瘴病之地，四周是污泥杂草，生生死死在宇宙的最阴暗和死气沉沉的角落里，远离天穹，然而心比天高，幻想自己翱翔在太空云海，把天空也踩在脚下。就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想象力，使人自比为上帝，自以为具有神性，自认为是万物之灵，不同于其他创造物。动物本是人类的朋友和生活中的伙伴，可那自以为是的人类却对它任意支配，非但如此，还自以为是的认为是自己给了它们某种力量和某种特性。 在他看来，人类的贪婪远远超出了为满足需要而获得的所有成就。 人老对自身想入非非，这样的行为毫无意味。不过说来也怪，动物中也惟有人有这种想象的自由，不着边际地对自己提出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要、什么不要，真真假假，这是人的一个长处，得来不易，但是不必为之兴高采烈，因为正由此产生了痛苦的源泉，罪恶、疾病、犹豫、骚乱、失望，使他困扰不安。 人是不可能想象出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人自以为想象出了上帝。其实想象出的还是自己，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不是他；他们拿自己与之比较的也是自己，不是他。 近距离观看物体，物体便显得大；远距离观看物体，物体就小，这两种表述都是对的。 一名异教徒说：“人若不超越人性，是多么卑贱下流的东西！” 这句话很有价值但同样亦很滑稽。因为拳头要大于巴掌，伸臂要超出臂长，希望迈步越过两腿的跨度，这不可能，这是胡思乱想。人也不可能超越自己，超越人性：因为他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观看，用自己的手抓取。只有上帝向他伸出特殊之手，他才会更上一层；只有他放弃自己的手段，借助纯属是神的手段提高和前进，他才会更上一层。试图完成这种神圣奇妙的变化，依靠的不是斯多葛的美德，而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论坐井观天 我们将容易受人诱导和轻易相信他人归因于人的头脑简单和无知是有道理的。有一句格言说：“相信好比是在心上刻一道印记，其心越是软弱就越少抗力，印记就越易于刻上去。” 一个心灵空虚的人内心往往缺少平衡力，故此极易偏听偏信，且往往只听一遍就会信以为真。所以，一般孩童、凡夫俗子和妇道人家以及体弱多病者，最易轻信人言。反过来，自以为是地对任何人的言论都不信任也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这完全是因自高自大、自作聪明的人的行为所致。 蒙田认为，每一个断然指定一件事不真实和不可能的人，其行为形同井底之蛙，傲慢无知、愚不可及。上帝的意志和我们大自然母亲的威力无穷无尽，我们不应固步自封，而应随知识老人的引导，穿云破雾、透过黑暗，进一步认识真理。揭开事物神秘的面纱，是人之本能所至，并非仅仅为了积累知识。我们称之为怪事和奇迹的不为我们理解的事物，不是经常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吗？ 在他看来，人的固执有时让人苦不堪言。我们不曾明了的事情，即使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照样不会相信，甚至会更加怀疑，这是怎样的一种无知啊！ 倘若我们认定某物最大，便再难相信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东西。 虚荣心和好奇心是思想的两大祸害：后者鼓励我们多管闲事；前者则禁止我们勤学好问。 论意愿 常听人说起死亡能使人偿清所有的承诺，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的做法却是恰恰相反。 我们不能超越自身的力量和才能，因为，结果和做法完全不在我们能力所及。惟有意愿属于我们的能力范围：人类义务的规则都必须建筑在自由意志之上。因此，埃格蒙伯爵认为，尽管履行诺言的权力不掌握在他手中，他的心灵和意志也必须承担所作的诺言，那样，即使他比霍纳伯爵晚死，他也就摆脱了责任。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尽管等到死后才把背信弃义的行动付诸实现，但他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正如希罗多德笔下的泥水匠不能原谅一样：他一生忠心耿耿，严守秘密，临死前却把他的主子埃及国王的宝藏泄露给他的子女。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居心不良，想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准备通过遗嘱等死后付诸实现。他们任何好事都不做，既不给一件要紧的事作一了结，也很少有兴趣和有意识纠正不公正的事。他们的代价太大，他们欠人的越多，弥补时付出的也越多，他们自己也会受惩罚的。 相比之下，活着时将仇恨隐藏起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暴露出自己的意愿的人更坏。他们不在乎自己的荣誉，违背理智，甚至违背良知；不怕伤害别人，至死也不善于消除仇恨，并将其延续到他们身后。这些不公正的法官，他们延长审判，直到自己不再有审判权时再来审判。 论怯懦是暴虐的根由 蒙田认为，怯懦是暴虐的根由。这种邪恶而非人道的、乖戾而粗暴的勇敢，每每伴有女性的软弱。有些人性情暴戾，却动辄流泪，且是为鸡毛蒜皮的事。 人们常说：“你会后悔的。”可是，倘若你朝他心脏上开一枪，你还会认为他会后悔吗？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一枪打死他，他倒下时会心怀敌意地朝我们做鬼脸，他不仅不会后悔，还会对我们不满意。让他迅速而毫无痛苦地死去，这是给予他人生最大的恩惠。我们要东躲西藏，避开法官的跟踪追击，他却安安静静，无人打搅。杀死他，有利于将来不再受他的进攻，却不利于对他复仇：这样做，惧怕多于无畏，谨慎多于勇敢，防御多于进攻。显而易见，这背离了复仇的真正目的，有损于我们的名声——这是怕他活在世上，还会向我们发起进攻。 所以说，杀掉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付他，而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倘若我们想光明正大的永远控制敌人，对他们为所欲为，那么，假如他们摆脱了我们的控制，我们便会恼火万分。可我们却更想用稳当的方法来获胜，而不是决斗一场；我们在争吵时更重视结果，不重视荣誉。 因先前的人受了侮辱后只满足于反驳，受了驳斥便给予回击，他们英勇刚毅，对活着的和受他们攻击的敌人丝毫也不怕，而我们看见敌人活蹦乱跳，就吓得浑身打颤。现在，我们不是奉行一种漂亮的做法，对伤害过我们或受过我们伤害的人，一律紧追不放、把他们置于死地吗？ 借用他人的力量和胆识来捍卫自己的荣誉，这样的做法不仅不体面，且不公正。尤其对于一个勇敢而非常自信的人来说，将自己的命运同第二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人冒的风险够多的了，怎能再为另一个人去冒险！各人靠自己的勇敢捍卫自己的生命已很艰难，怎能再让旁人来危及宝贵的生命！
凡是超越普通死亡的东西，都是极端残酷的。有些人尽管怕死、怕砍头或上火刑架，却依然做错事，对于这些人，我们司法机关不可能希冀用火刑、钳烙刑或车轮刑来阻止他们犯错误，只能用极端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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